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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井天主教史略


   关于西藏的天主教教堂及其信徒鲜有详实的记载。即使论者有片鳞只爪的叙述,也往往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比如,1989年王永红先生在《略论天主教在西藏的早期活动》中断言:“天主教尽管在西藏活动了一百多年,但是既没有留下一所教堂,也没有发展起一户永久性的信徒。”①

   1990年,房建昌先生在《西藏基督教史》中进一步讲道:“目前,伊斯兰在西藏还有清真寺,基督教则完全绝迹了。”②显然,以上二位论者不知道具有百余年历史的盐井天主教堂不仅是目前西藏境内唯一的天主教教堂,而且还有740余人的信徒。本文试就天主教在盐井的传教过程、相关历史事件及其现状略作考述,聊备一谈。一、盐井的历史地理及其他

   “盐井”一名最早见于清康熙年间,是藏语“茶卡楼”(意为产盐地)的义译。东北与西藏芒康、四川巴塘相邻,南与云南德钦接壤,西与西藏左贡县扎玉、碧土、门孔等相连,海拔2600米左右,气候相对炎热,盛产青稞、大麦、玉米、小米等农作物,以及苹果、梨子、石榴、核桃、西瓜等水果。因自古生产井盐而闻名遐迩。据记载:“此盐销于康南各县及云南边西一带”。③历史上是吐蕃通往南诏的要道,滇茶运往西藏的必经之路。清代“雍正三年,云南鹤丽镇总兵南天祥征藏于此设台,令刚达寺喇嘛督率百姓转输粮饷”。④就在那时,“本城尚有汉蛮商店十余家,由此购置盐、茶、铜、铁、杂货,输至察隅以西野人地方”。⑤按史书,至少从清代开始盐井与巴塘有特殊的关系。《盐井县志》记:“茶卡楼历为巴塘正付土司管辖之地,其旧制设古曹二人……光绪三十二年巴塘变乱平定,改土归流一同设治,翌年……西划闷空、扎宜,改为盐井县,隶属巴安府”。⑥“茶卡楼”、“古曹”为藏语“??繲?舃繴?”、“罞?纃繿?”(意为代理人)的音译;巴安即巴塘;闷空(门孔)、扎宜(扎玉)今左贡县境内。据当地老人讲,现在的上、下盐井藏族是当年赵尔丰治理康区时从巴塘迁来的移民。无论怎样,今天这两地藏民的口头方言、衣食住行、住宅建筑等民俗都十分相似,而近代西方传教士也经常往返于这两地之间。1959年,盐井划归西藏,设立盐井县;1960年,将宁静县、盐井县合并为宁静县,1965年,更名为芒康县。真正意义上的盐井分上盐井和下盐井两个自然村,其中下盐井的居民以纳西族为主,而上盐井以藏族为主,也有少量的纳西族。天主教堂座落于上盐井,其信徒也集中在该村。

二、天主教在盐井的传教过程

   在天主教传入上盐井前,这里的所有民众都虔信藏传佛教。那么,天主教从何时、以何手段传入该地、招收信徒、修筑教堂的呢?1986年,我们曾对谙熟盐井天主教堂历史的阿色老人(现已故)进行专门采访。据他讲,天主教大约在100多年前从察瓦博木嘎地方开始传入盐井。之后,我们又查阅能够接触到的相关史籍,但始终未能找到它的确切年代。1991年,曾长期工作于四川省档案馆、且掌握较多康区天主教传教史料的刘君先生在《西藏研究》上刊载《康区外国教会览析》一文,讲道:“盐井教堂为19世纪60年代法籍吕司铎开办,有信徒342人。”⑦谈及了教堂的修筑年代、修建者以及当时的信徒人数,可惜的是未能注明文献出处。我们从其他文献资料的记录来看,这一说法大体符合史实,且从诸史书及当代研究者的有关文章中就天主教在盐井的传播始末提供了一些零星的信息。1858年,中、英、法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规定允许传教士在包括康区在内的边沿地方从事传教活动。随后法国人以胜利者的姿态,争先恐后地闯入川、滇、藏交界处历来为清廷及藏政府难以顾及的现今四川巴塘,云南维西、德钦、察瓦博木噶,西藏芒康、盐井、扎那、门孔等地进行所谓的“传教活动”。首先步入上述地方的是法国传教士罗启桢(Charles Rene Alexis Renou)及查尔斯?菲格(Jean-Char lesFage,又译潇法日)。1861年,他们从驻京法国代表baron Gros与总理衙门处领取入藏通行护照,同年6月4日顺利抵达藏东重镇之一的江卡(芒康)。当地官员就在既不禀报噶厦政府,又匆忙承认其“护照”的情况下,准许他们在芒康境内进行传教活动。时过不久,拉萨三大寺得知此事,震惊万分。同年,另一传教士德格定(Than-kmsb-gar-bo)来到芒康,他在当地传教的同时,企图把教区扩展到卫藏地方,但遭到当地官员的拒绝。1861年8月5日,又有一名叫VicarAposto-lisThomine-DemaZures的传教士来到芒康,并急忙奔往昌都。⑧8月20日,他从四川总督处领取护照,试图从昌都直入拉萨,但同样遭到三大寺的强烈反对,被押回昌都。就在这一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从云南维西再次进入察瓦博木噶。1862年6月,罗勒拿从察瓦博木噶前往芒康,与德格定一起朝拉萨走去,而途中被拉萨派来的官员押回。罗勒拿回察瓦博木噶。1863年11月21日,驻藏大臣满庆和帮办大臣恩庆奏:“该罗勒拿又至江卡,声言景大人处已奉谕旨,前藏所属之察瓦博木噶地方,赏交罗勒拿永远管理。”⑨罗勒拿再次来芒康的时间是1862年;景大人为第106任驻藏大臣景纹;前藏指当时的噶厦政府;察瓦博木噶(又称察瓦帮呷)位于盐井南部,德钦西南,怒江东岸,北纬28°20′附近的边远乡村,即今云南德钦的察瓦咪线一带,距盐井240余公里。1864年11月7日,恩庆又奏:“惟以前自云南及打箭炉行至察瓦扪孔置业之天主教罗勒拿、潇法日等,在彼数年,任意传教,已扰乱蕃民数人心意。现在设法将该从(教)者分别查办,并不准彼处人等擅行来藏……应请援情奏明大皇帝,饬由打箭炉地方官认真清查出关兵民,方免洋人潜越藏地,实于黄教大有裨益等因。奴才等查所拟尚中肯綮,除咨明理藩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都将军,及札行打箭炉厅外,理合具奏。”⑩“打箭炉”为藏语“繻纊???纀??”的音译,即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察瓦扪孔”(又称“察瓦闷孔”)为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门孔(膕繼?罶繴纍?)村,与察瓦博木噶隔怒江相望。根据上引奏文片段,再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可发现如下大致情况:①早在1858年前,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罗勒拿从康定出发,经巴塘、芒康,抵达昌都,在昌都被当地官员押回四川。这是西方传教士第一次装扮商贩进入藏东芒康、昌都等地。②大约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罗勒拿和潇法日改道云南,从离盐井颇近的云南维西藏区进入当时系属西藏噶厦政府辖区的察瓦博木噶,在此建立了天主教在康区的第一个传教点,找到了暂时的立足点。在察瓦博木噶及其附近的门孔和扎那(?繳?肵?,今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境内)进行“传教”活动,并招收到极少的信徒。③罗勒拿及潇法日于1861年6月、1862年6月先后两次从察瓦博木噶出发,经扎那、门孔、碧土、扎玉等澜沧江与怒江间的察瓦岗诸地由南向北地来到芒康、昌都等,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无奈之下返回察瓦博木噶。罗勒拿于1862年6月第三次来芒康等地,其目的似乎有两点:一为在芒康、昌都等寻找传教点;二为迷惑芒康、昌都等地方官,让其承认他们在察瓦博木噶建立传教点的合法性,无中生有地编造所谓“景大人处已奉谕旨,前藏所属之察瓦博木噶地方,赏交”给他们“永远管理”的谎言。一旦遭到当地官员的拒绝,便试图前往拉萨,以同样的骗人手段说服或玩弄噶厦政府及三大寺,承认已在察瓦博木噶建立的传教点,准许对其永久性的“管理”。而在途中却遇到拉萨派来官员的阻止,再次押送芒康,返回察瓦博木噶。翌年10月18日,曾活跃于藏东的法国遣使会传教士罗勒拿死于此地,是西方传教士死于藏东的第一人,史书对其死因未作记录。④罗勒拿等之所以较顺利地抵达芒康、博木噶、门孔、扎那、昌都等地,一是从法国驻北京代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领到了入藏通行护照,为他们顺利入藏开了绿灯;二是在藏东境内先亮出“护照”,证明其经北京清廷允许入藏,一旦当地官员不理睬“护照”,三大寺反对入藏时,则“假称贸易,欲赴西藏传习天主教”,在察瓦博木噶、门孔、扎那一带任意传教,并收笼为数极少的信徒。不久,引起当地僧俗群众的强烈不满。⑤满庆、恩庆之所以联合上奏,主张不准洋人潜越藏地,究其内在原因有二:一是逐步领悟了上自噶厦及三大寺,下至当地官员及僧俗群众的反洋教情绪,顺应了他们的呼声。二是同治元年(1862年)康区发生了“瞻对事件”——瞻对(今四川甘孜州新龙县)头人工布朗结“纠合德尔格土司扰及霍尔、章谷等土司地方”。这一事件波及靠近今四川藏区的西藏芒康、察雅、贡觉等。值时,罗勒拿等又在巴塘、芒康、昌都一带“恃势横行”,活动频繁,以博木噶为据点,在门孔、扎那一带进行“任意传教”,使清廷驻藏官员以为罗勒拿等人在藏东的传教活动与同属康区的瞻对头人工布朗结的反叛有关联。如,1862年11月21日,在满庆与恩庆联合写给噶厦摄政汪曲结布的信函中说:“藏界东路法国罗勒拿、潇法日等,为恨西藏官民不令其来藏,与瞻逆工布朗结勾成一气。该罗勒拿于今春派刘姓由炉城运来茶包,在巴、里一带散给汉兵,要买人心”。(炉城指打箭炉,即康定。巴、里指巴塘和理塘)之后,汪曲结布进一步查实道:“细查该罗、潇二人誓要来藏之意,名为传教,实欲善取西藏。”再次认清了罗勒拿等所谓“传教”的险恶用心。同治皇帝收悉奏文后下旨:“严饬沿边各属认真查察。如有内地传教之人潜赴藏地者,概行截回,毋令乘间偷越。”使朝野上下对传教士的入藏有所警醒。⑥随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法国驻京公使进行多次交涉,同时受英、俄的强大压力,使法国政府对其传教士在藏东的活动感到不妙,于是,1864年3月15日,法国驻华公使柏德密通知法国传教士立即撤出藏东。4月,遣使会传教士离开芒康,回到巴塘。1865年9~10月,察瓦博木噶、门孔等地发动反天主教运动,使法国传教士被迫离开其经营了十几年的察瓦博木噶传教据点,来到今日的上盐井。

   关于传教士首次来盐井的过程,据阿色老人讲:天主教传入盐井之前,诸传教士先后在左贡县门孔、扎那,云南的维西、察瓦博木噶、茨中、德钦,以及四川的康定、巴塘进行传教活动,但他们在上述地方始终遭到以黄教寺庙为首的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后来都被驱逐出境。大约在100年前,察瓦博木噶和门孔地方掀起了较大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烧毁了传教点,并声言杀死传教士。当时在察瓦博木噶的传教士由几名信徒陪同仓惶出逃,从察瓦博木噶出发,沿古商道经门孔、扎那、碧土,翻越察瓦堆拉,来到澜沧江西岸,与上盐井隔江相望的今盐井曲孜卡乡境内的库如囊村。在该村某户人家借宿十来天,搜集和掌握江东上盐井村的民族结构、宗教信仰、户数等情况。十几天后,传教士横渡澜沧江,进驻江东当时隶属上盐井的果冉村的董仁仓家,在此为村民看病行医,间接传播天主教的教义、教理。不久有两三个村民渐渐地成了天主教教民,他们是传教士进入盐井后的首批信徒。传教士在果冉村深入了解上盐井民情的基础上,最后闯入上盐井,借宿于略有名气的雅卡?嘎仓家里。几个月后,又搬到与后来所建教堂一墙之隔的雅卡?德仁萨仓家里。其间,这位传教士主要从事社会慈善活动,一则为村民免费治疗;二则为家境贫寒者修房、买地;三则为当地的刚达寺布施大笔大洋,深受群众的信赖,赢得刚达寺的赞誉,得到让其暂住此地的许可。随后就在与他关系密切的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有不少人成了天主教的教徒。这位传教士在上盐井呆了约半年后前往巴塘,之后有三四位传教士来盐井,他们同样从事慈善及传教活动。时至司铎吕耶来传教时,从刚达寺购买地盘,动员所有信徒,修筑教堂。接着设立卫生所,继续为村民免费治疗;开办学校,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开设藏文、汉文、英文、算术、音乐等课程,教员都来自维西、下关、康定、巴塘等天主教传教区的传教士或信徒。

   根据以上采访中得到的口传史料,参阅其他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对传教士首次步入盐井及修筑教堂时间等试作如下浅析:①清末史书中提及1865年9~10月传教士从察瓦博木噶被驱逐出境,这里记录了被驱逐的时间及地点,而未能说明被驱于何方,也未能载录传教士首次来盐井的时间。而阿色老人的讲述弥补了这一不足。他说,传教士在察瓦博木噶被驱逐后,仓惶逃至盐井。依之可以认为,传教士从博木噶逃亡的去处是盐井,他是第一个踏入盐井的西方传教士。天主教传入盐井的最初时间可视为1865年9~10月。②至于盐井雅卡龙教堂的修筑时间以及当时的信徒人数,阿色老人的讲述只是大概,而且目前我们能接触的文献中难以发现教堂修建的具体年代,所以,我们只好置信于刘君先生所说的“盐井教堂为19世纪60年代法籍吕司铎开办,有信徒342人”的观点。确切地说应在1866~1869年之间。③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中,有其惯用的手法,即依仗本国的实力,从京都获取入藏“护照”,在藏以贸易为名,装扮成商贩,选择地处省界、气候温和、民族杂居、难以管理的地区,借宿驻留,进而自下而上地找准目标,广为求得民心的所谓“慈善”活动,不失时机地拉拢官员及寺院要人,争取他们的信任和许可,达到招收信徒,建立据点,扩张势力,进行“传教”等目的。④清代朝野对近代西方传教士所谓的“传教”实质上有其作为侵略先导的意图有所警觉,因而传教士入藏后引发的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反洋教运动与此不无关系。⑤传教士在其教堂内开办学校的用意绝非仅仅是发展该地的文化教育,而是利用宗教活动为西方势力的扩张寻找立足点,但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文化事业,这使盐井成为仅次于巴塘等地的文化中心地区之一。三、与盐井天主教相关的历史事件1、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十五日,司铎梅玉林从巴塘出发,“押运西国带来盐井等处教堂应用物体箱只十三驮,前往盐井,交收分送”,当夜抵达距大石包20里的“核桃园”住夜,“初更时听闻犬吠,令向兴顺出帐查看,突有三人将伊按倒,并有数十人拥进帐篷,梅玉林在内施放洋枪,立即轰倒一人,匪众稍退。旋复四面围拢,掷石乱打。梅玉林持枪叠放,受伤倒地,贼人向前砍戮殒命。惟向兴顺乘间挣脱躲避,天明折转,查点失赃,计劫去驮骡十三头、骑马二匹、箱二只、茶包一只各等”。翌日发现,“梅玉林头面均被刀石砍击,血污模糊,右手腕骨断,左手腕亦被砍伤,实系受伤身死。”这是与梅玉林同行的在这次劫难中幸存的教徒向兴顺向驻巴塘的清朝官员丁宝桢讲述的一段亲历。上盐井天主教堂原先属康定天主教教区的分堂,后又改为云南维西茨中教堂的分堂。为此,“押运西国带来盐井等处教堂应用物体”一说自可置信。“核桃园”为藏语的义译,今芒康县金沙江西岸朱巴龙乡达嘎丁村。上引原文中提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被杀人物,而其被杀的直接原因为梅玉林前往盐井时,本意与乍丫(察雅)商队一同向芒康行进,但是从巴塘起程的第一天因察雅商队落队,而梅玉林却不愿意等候商队一同前往,又“不知会汉土台官土司派护”,与其教民向兴顺等独自行进。当他们抵达核桃园准备住夜时,“蛮兵四郎洛布闻信赶至”,劝告梅玉林:此地“夹坝野番,出没无常,此地断不可扎,千万请回。梅玉林以业经到此,不愿退回,随即住下”。事后从盐井赶来的司铎毕天祥在处理梅玉林的丧事时,在其衣袋里发现他在临死前以外文写的一张纸条,内容“并未知会地方衙门,不能相怪”一句,简明表白了自己被害的原因。房建昌先生曾把原文中的“夹坝”一词释解为左贡县的“加贝公社”,或是贡觉县的“雄松区”,断言“梅玉林被杀地点为夹霸(坝)”。实质上,“夹坝”是藏语的音译,义为“强盗、盗匪”。梅玉林被杀的地点无疑是芒康县朱巴龙乡的达嘎丁村。至于谁杀害了梅玉林的问题,据文献记载:“惟三岩野番在该蕃地劫掠为事,实属凶顽,前驻藏帮办大臣维庆由川入藏,行至大石包,该番匪胆敢拦路抢劫,杀毙引马人夫……讵该野番野性不驯,又复劫杀洋人”。“三岩”一词多出清代及民国汉籍,藏语中原义为(意为恶习之地),现今写为(绿色地方)。“三岩”这一地理名词在藏区,尤其在藏东康区是一种特殊的地域名称,包括金沙江西岸芒康县的戈波乡及宗西乡的一部分,朱巴龙和尼增乡的西松贡及萨温村,以及贡觉县的木协、雄松、敏都、沙东、克日、罗麦,金沙江东岸巴塘县、白玉县的一部分。这片区域之所以被称为“恶习之地”,与其至今所沿袭的以盗劫为荣的习性相关,而这实际上是其地理位置、生产条件及传统观念等使然。“三岩”在清末民初时期具体指哪个地方呢?按传统说法:今朱巴龙乡的“萨温〔村〕北纬29°38′,东经98°58′。曾名三岩村。1989年定今名……在乡驻地西南约15公里,金沙江西岸”。依之,上文中的“三岩”当指今日的萨温村,且与文献中记述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点相吻合。萨温村是古今川藏古道的必经之路。
   事件发生后,丁宝桢向光绪皇帝呈报此事,惊动清廷,调动藏兵600名,“克日深入番巢,悬立重赏”,追回赃物,惩办凶首。但“三岩”“野番地险山深,并无定处”,于是又勒令副将况文榜挑选该营兵丁200名,泰宁营兵丁150名,共集合950人的兵力进行围剿。同时把梅玉林临死前用外文所写的“并未知会地方衙门,不能相怪”的遗书“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照暨咨部”。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庚戍,丁宝桢上奏曰:

   旋据委员知州杨巩、打箭炉厅同知李忠情、巴塘粮务委员嵇志文禀称:前经拿获夹坝工布曲批、策珠二名,并起获原赃骡马等件,给洋人认明禀领。讯据工布曲批供称,是夜行动,有丁林寺喇嘛在内,伙同抢劫。当又设法将喇嘛降巴纳小、淆热根堆二名获案,提同工布曲批等质讯明确,供认不讳,并据随同司铎梅玉林之雇工闻天顺等认系当时为首凶犯,确切无疑。虽余匪在逃未获,而该四犯既据供证确凿,自应照章惩办……应请将情罪重大之工布曲批、淆热根堆二犯,先行正法,以昭炯戒。其策珠、降巴纳小二犯,即押回拘禁打箭炉厅待质,一俟续获余犯,再行讯办,庶免狡展,所劫各赃,除起获外,据该教堂估计,应赔银一千九百三十五两七钱一分。惟此案虽系岩匪为首,而喜松工僧俗竟有多名在内伙劫,又该处甲绷乌金泽旺,本系岩人,两土司胆敢派令充当甲绷,以致内外勾结,出此重案,是该巴塘正副土司与丁林寺堪布约束不严,均难辞责。所有前项赃银,应饬令巴塘正副土司暨丁林寺堪布分别赔缴,以为约束不严者戒。该教主毕天祥见如此办理,凶犯既经正法,失赃亦复有著,心极悦服,毫无异议,当经领银出具洋字图记了案切结,以凭结案等情,具报前来。臣等查该员等办理此案,甚为妥速,并取具该教主毕天祥了案切结,尤为结实可靠。

   从这一奏文我们可以得知:①梅玉林在核桃园被杀后,即刻由当时川省委员知州杨巩、打箭炉厅同知李忠情牵头,并由巴塘粮务委员嵇志文具体追查这桩重大案件,抓获了三岩盗匪工布曲批和策珠二人,追回被劫的骡马等部分赃物,归还给司铎毕天祥。②从工布曲批及策珠的口供,以及随同梅玉林的雇工闻天顺等的辩认,得知巴塘丁林寺的喇嘛降巴纳小和淆热根堆等策划及参与这一案件。于是把工布曲批及淆热根堆定为主犯,就地正法。策珠和降巴纳小被押回打箭炉厅继续审询,力求抓获在逃的其余犯人,追回其他赃物。③在审理案情的过程中进一步得知,在这次抢劫中除了有三岩人、丁林寺喇嘛外,还有与三岩村相邻的喜松工〔今芒康县尼增乡境内,曾名西松公、喜松工,1989年定今名即吉松岗(意为公守岗),北纬29°55′,东经99°01′,在乡驻地西南约8公里〕地方的僧俗人员参与。当时吉松岗的甲绷(音译,意为百户长,旧时管辖一百户人家的首领)乌金泽旺,其人又系三岩人,因此,巴塘粮务委员等认为巴塘正副土司用人不当,竟把三岩人乌金泽旺任命为与三岩人习性相同的吉松岗的百户长。而江东巴塘丁林寺对其僧人管教不严,使三岩人、吉松岗人和丁林寺的僧人里应外合,共同制造了这一震惊朝野的事件。④在处理案件中官府只追回被劫去的部分赃物,于是盐井教堂提出要赔偿1935.71两白银,巴塘粮务大臣勒令巴塘正副土司、丁林寺分别承担这笔赔款,以惩办他们用人不当、管教不严的失职之过。⑤司铎毕天祥亲临审理案件的始末,浏览司铎梅玉林的遗书,目睹官府对凶犯的严惩过程,领取追回的赃物及赔偿的银圆。最后由他在结案文上签字、盖章。

   梅玉林为汉名,正式姓名为Brieuk,Jean-Baptste-honore。大致简历为:1845年2月6日生于法国上索恩省的邦博永,先后在马尔奈和吕克瑟伊的初级神学院以及贝桑松(Besangon)高等神学院学习。毕业后任晋通神父。1876年10月18日加入福音传道会,即巴黎外方教会。1878年6月15日入圣职,7月11日前往川滇藏区,先后在巴塘、维西等地进行传教。劳内的《福音传道会纪要》中说梅玉林是1881年9月8~9日被三岩人所杀。但根据上述文献资料可知,梅玉林是1881年7月15日从巴塘前往盐井的途中,在今朱巴龙乡的萨温地方被杀,葬于巴塘。

   根据房建昌先生所介绍的劳内的《福音传道会纪要》,毕天祥的真实姓名为BietFelix,生于1838年10月21日,1862年4月24日入会,1864年1月10日受圣职,同年3月15日进入藏区,1865年在博木噶传教,后被喇嘛赶入yerkaLo,1901年9月9日去世。这是《福音传道会纪要》介绍BietFelix其人的一段原文。房把原文中的藏文字音yerkaLo释解为“维西的yerKaLo”,而我们认为是藏语的字音,即盐井天主教教堂所在地--上盐井的称谓。另外,劳内说,BietFelix于“1865年在博木噶传教,后被喇嘛赶入yerKaLo”。这一说法与上引文献记录和民间传说不谋而合。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法国天主教福音传道会传教士BietFelix于1864年3月15日进入云南维西、德钦等藏区,1865年初在察瓦博木噶传教,同年9~10月被当地僧俗群众赶入上盐井(yerKaLo)。说明盐井天主教是从察瓦博木噶传入的,首次来盐井的传教士是BietFe lix,此人取汉族姓名为毕天祥。那么天主教传入上盐井的时间也就是1865年的9~10月份。1881年前来审理司铎梅玉林被杀案件的毕天祥无疑就是BietFelix,当时他似乎是盐井天主教堂的传教士或神父,由他直接负责追回赃物、领取赔偿银圆、参与最后结案等事项。2、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康区的所有传教士均被从康定等地撤回东南沿海地区。1905年,巴塘、盐井、维西掀起了反洋教运动。比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驻上盐井的法国传教士蒲德元迫于当地群众的追杀,仓惶出逃云南德钦县的茨中教堂(当时属维西厅)。6月1日,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川匪滋事,盐井教士逃至维西厅属茨姑(茨中)教堂。现饬丽江府知府李盛卿等率带营兵,驰往保护。并电商四川督臣,严饬沿边文武与该员等会筹妥办,以靖边隅。得知:仍著认真弹压抚辑,会商锡良妥筹办理”。光绪皇帝得知此事后谕令:“将各教堂、教士人等切实保护,毋再疏虞”。8月19日,“谕军机大臣等:据电称:‘巴匪滋事,煽动滇边……昨据报官军失利,李祖祜被贼隔绝,有逃出教民投报,教士余伯南被匪擒去,不知存亡;教士薄德元,英人傅礼士,均被戕害。现将护出教士彭茂德,派兵送至大理。’”从这三段原文内容看,当时盐井隶属四川的巴安府,所谓“巴匪滋事”、“川匪滋事”指1905年巴塘、盐井的反洋教运动;奏章主要禀报盐井教堂教士蒲德元及其随从在当地民众的追杀下沿滇藏古道逃亡到“维西厅属茨中教堂”的事实;丽江府知府李盛卿等率军试图迎接和保护蒲德元等及其教堂;光绪帝得知后深感不安,当即下旨,保护好巴塘、盐井、茨中的教堂及教士;尽管丽江府知府李盛卿及其部下李祖祜为保护教堂和教士作了努力,但他们的努力似乎失败,“教士余伯南,被匪擒去,不知存亡;教土蒲德元,英人傅礼士,均被戕害”,唯独将教士彭茂德护送到大理。据阿色老人讲,当年司铎蒲耶在刚达寺僧人的追杀下逃离上盐井,奔往今云南德钦的茨中,当他们抵达离上盐井约50公里的云南德钦县的巴美村时被当地的强盗杀死。那么,教士蒲德元和英人傅礼士被杀的地点是否在巴美村,以及杀害他们的人是否为巴美一带的强盗,这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云贵总督丁振铎得知官兵受阻及教士被擒、被杀后,勃然大怒,决心撤消李盛卿的丽江府知府职务,但暂留军营以功赎罪。10月12日,光绪皇帝下旨:“著即督饬各军分别剿抚,严禁骚扰。”1905年10月16日,丁振铎奏道:“现派署提督张松林统兵剿办。”参照其他史书的记载,与盐井天主教堂密切相关的这场反洋教运动直至1906年的5月才得以彻底平息。3.驻川边清廷官员渐渐得知巴安府下属澜江沧两岸的盐井地方盛产井盐,便派人进行实地视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下盐井设立盐务局,征收盐税,禁止私自运销井盐。此举引起江西腊翁寺僧俗群众的不满,他们提出江西产盐地家达村和达雪村历来为噶厦政府的属地,这里的盐税一向由该寺替政府征收,从而拒绝由巴安府的盐井盐务局征收江西地方的盐税。清廷官员则认为,“查其地虽隔河,而实系巴塘地面”,于是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流血冲突一触即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守卡勇丁拿获私盐一驮,连马送局充公。二十二日夜勇丁李大安、杨得胜、王信魁、陈子高、冉洪胜守卡,蛮民偷运私盐数驮经过,该勇等向阻,蛮民即抽刀砍伤李大安、杨得胜、王信魁,该勇等亦枪毙一蛮,腊翁寺喇嘛即藉口纠合逆众,声言劫盐局,打教堂……教堂居民,惶恐特甚”。随之新军后营管带程凤翔从巴塘等地调兵遣将,以兵丁250人同腊翁寺进行激战。以新军后营“两哨驻扎河东,保护教堂”。12月25日官兵分两路,南北夹击耸立于澜沧江西岸的腊翁山山顶的腊翁寺,最后攻克该寺,打杀70余僧人。《盐井县志》记:
   城北三里许盐卡楼有法国教堂,在未设治以前,其教民藉势凌人,百姓怀怨,尤为喇嘛盖因佛教与天主教相反而无法制止。至光绪三十四年腊翁寺喇嘛作乱,扬言‘战胜汉人,先诛教堂教民’,大惧,即求救汉官保护,时统领为赴渊,即令驻防军队保护并发告示晓谕百姓云:‘无论汉番,有损坏者格杀毋论!’由此司铎丁成莫竟将此文翻印,每教民赠送一张,佩带于身,以为安慰。至宣统二年此告示悬挂教堂。懒兵打油诗:大道不同两相殊,神仙一样画葫芦,慢说慈航渡鹫岑,不为天主共桃符。
   清兵攻克腊翁寺后,主谋德林、曲披克弄二名尚在悬赏缉拿。得知“腊翁寺首逆德林逃至距盐井西北之扎夷、左贡一带,勾结藏番欲攻盐井”。程凤翔率兵经碧土,穷追潜藏在扎夷冷诸寺的德林等,并攻克该寺,但最终是否活捉或杀死德林等,史书却未记载。程凤翔率兵返回盐井驻扎。“嗣后达赖喇嘛在京呈控边军越界骚扰,妄杀无辜。”皇帝“着四川将军苏鲁岱查办界址,以及起事等事”。赵尔丰“致川督告程凤翔并无杀害百姓之事”,并命令盐井县知事会同巴安县知事董涛查明川藏地界,以及边军到底是否越界骚扰。对上引关键性名词及其他试作如下考释:①清末民初时期,上盐井对岸即澜沧江西岸的家达、达雪等村似属西藏噶厦政府辖区,平时由今曲孜卡乡境内的腊翁寺替政府征收彼等的盐税,为此,所谓“查其地虽隔河,而实系巴塘地面”的说法不符实情。②腊翁寺和刚达寺是盐井地区的两大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其中江西腊翁寺的教民几乎都集中于家达、达雪、腊翁等村寨。刚达寺座落于上盐井东面,相距七八公里的刚达村,天主教传入上盐井前,上下盐井、觉隆村,以及今云南德钦县的白雍公、巴美、纳古村等藏民都为它的教民。③《盐井县志》所记的“盐卡楼”亦即劳内所说的yerKaLo,藏语中至今仍称为纉纊?繲?舃繴?。清末民初汉籍中记述的“盐卡陇教堂”或“盐井卡陇教堂”正是指上盐井的天主教教堂。④“扎夷”即今日左贡县的扎玉乡,位于左贡县东南,盐井西北,距盐井约200多公里,是过去从盐井,经察瓦龙、察隅,抵达印度的古商道。⑤平息腊翁寺的骚乱后,赵尔丰在建立盐井盐务局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盐井委员,广泛征收盐井的盐税。4、民国元年(1912年)3月,在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驱赶前满清官员及军人。5月,波密等地的藏军乘机进攻今嘉黎等地的川军,进据察雅、芒康、盐井等。6月14日,袁世凯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兵从川、滇两路入藏平乱。26日,蔡锷的入藏滇军司令殷承王献攻克盐井。10月,滇军按中央旨意将盐井交付川军。“川省委员张世杰仍回盐井,暂摄县事”。不久,盐井再次发生骚乱。蔡锷和尹昌衡就这次骚乱相互责怪,向袁世凯告状。如蔡锷电告袁世凯:“川籍防兵郭继中等为喇嘛主谋,烧毁江边教民房屋,占据教堂,及复围巴塘各节,应由尹督切实查复。”又说,“川军肆行抢掠,致藏民阴结江卡番匪,又有张委通译叶玉春及川军撤差从弁郭继中等为之伥,大肆抢掠,滇军闻警驰救,而张委已逃,盐井官民房烧掠一空,滇军分三路进击,蛮匪败,擒斩多,并获九子蛮枪多件,叶、郭及番众窜入距(盐)井八里之法教堂,藉作护符”。而尹昌衡则电告袁世凯:“据云盐井原有逆番二千余,川边防军,仅有八十余人,众寡不敌,遂随张委员世杰、杨哨官秀荣逃赴滇境。迨滇军西征,殷司令承王献即驻丽江,郑标长开文,即驻阿墩子(德钦),抵盐井者不过三队,仍以川军八十余人为前锋。川军抵盐,逆番即退,并拿获大喇嘛一名,器械无算,滇军并未与战。后逆番知我虚实,再来围攻,川军人八十余人被围于天主堂内,滇军退守,距盐井二站之某处,逆番大肆焚掠”。目前我们难以分辨川军与滇军或蔡锷与尹昌衡间的上述是非,但按民间传称,民国初年藏军与当地刚达寺僧人围攻上盐井天主教教堂,烧毁教民房屋。这一传说与上述引文有相吻合的一面。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当时刚达寺僧人及其教民趁驱赶新军和藏军大举进攻康区各地的时机,与驻扎于盐井及芒康等地的藏军联合围攻或占据被清政府长期庇护的教堂,烧毁教民房屋,使教堂遭到一定的破坏,教民的生命财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危害。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不幸事件。5、本世纪40年代,上盐井天主教与刚达寺间发生了最后一次冲突。由于天主教一再受到清廷及民国政府和当地驻军的保护,天主教的努力及影响越来越大,原先属于刚达寺的土地被教堂得寸进尺地侵吞,更多的信佛群众皈依天主教,从而引起刚达寺及其信教徒的强烈不满。时至本世纪40年代,当时任该教堂神父的杜仲贤被刚达寺武装僧人强行驱逐出上盐井教堂。据说,杜仲贤先赴南京求助却未能成功,又返回盐井欲想继续传教,但再次遭到刚达寺的驱赶。他及当地教民多尔斯等人试想经察瓦碧土、扎玉、左贡等向拉萨噶厦政府告状,当他们抵达盐井与察瓦碧土交界的察瓦堆拉(即松拉山)山口时被刚达寺派去的武装僧人杀死,其遗体被天主教教民埋葬于上盐井旧墓地。自那时候起,外国传教士在盐井的传教历史宣告结束。刚达寺则以其传统的主宰者的姿态重新占领一度被教堂占用的土地,接管教堂。天主教教民成为其佃农,并被勒令改教换名。但事实上众教民却难以改变其内心的信仰,默默地虔信着天主教。1951年,天主教教民向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会)提出自己的要求,经由解委会主任邦达多吉等的调解,教堂再次成了天主教教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从此两教间的争执或冲突不复存在。
   自1865年天主教首次传入盐井至1950年盐井解放为止,先后有毕天祥、丁成莫、吕伯恩、彭茂美、蒲德元、穆宗文、叶葱郁、杜仲贤等17人任盐井天主教教堂的神父或传教士。其中大部分来自法国、德国和瑞士,也有的来自四川康定、巴塘,云南维西、德钦等。有几个传教士死于盐井,埋葬在上盐井天主教教民的旧墓地,墓碑上刻有各自的姓名及简历,至今仍清晰可见。

四、从“文革”至今的盐井天主教

   笔者之一曾生活于教堂所在的上盐井自然村,对盐井天主教在“文革”以来的变化记忆犹新。教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盐井民办小学占用,70年代是盐井小学及中学的校址。教堂近6008平方米,墙体与当地民宅的厚墙结构相同,宽约1.5米,高有15米左右,顶部为拱型,教堂的正门顶部突出拱型,是典型的罗马式建筑,里面是一幅幅圣母玛丽亚、基督耶稣等圣灵的画像。教堂与神父等居住的三层建筑相连,面积约1000平方米,有22间小房,据说是传教士和修女的住处以及卫生所和学校的场所。大约在1977年或1978年,为了学校扩建的需要,教堂的顶部被拆除,里面的设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四面墙体仍然完好。从1986年开始,各级政府先后拨款95000元,教民自己集资7000元,在原有的墙基上重新修筑了其建筑结构与当地民居相同的平顶式藏房。由于受技术及资金等限制,今日的教堂远不如原教堂那样富丽庄严,更看不到原来的那种罗马式的建筑风格。从远处看去,如不是教堂顶部竖有木制十字架的话,人们定会误认是当地的一座大面积民宅。修复教堂后,云南德钦茨中教堂的一位神父每年一次来上盐井教堂,为教民释解教义,主持较大规模的诵经及其他活动。平时由一位年及70余岁的名叫阿尼的老修女主持诵经及宗教活动,她被任命为昌都地区政协委员,兼教堂民管会副主任。1992年,在乡政府的严格把关和个人的多次申请的情况下,当时年及21岁的上盐井村的鲁仁弟读完高中二年级后被送往北京中国天主教神学院学习,学制四年。1996年11月17日,他在西安天主教教堂晋升为神父后,回到上盐井教堂,任该教堂的第一位藏族神父。1998年5月,他被推选为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三级政协委员。另外,上盐井村的名叫玛丽亚和阿尼的两位年轻教民目前正在四川西昌学习。现在盐井教堂有一位神父、两位老修女和两位待学修女。当地信徒有70余户,600余人,外地有100余人,合计有740多教民。教民都取天主教特色的名字,男性中多取保罗、保生、华生、荣生、荣旺、萨嘎仁、鲁仁弟、阿色、鲁嘎、白南弟、阿然、阿多、多尔斯、毕友等,女性中多取玛丽亚、德仁、鲁生、阿尼、斯丽亚、阿嘎达、德丽萨、荣旺娜、鲁生亚等。但凡带有上述姓名者并非都是信教徒,有的是因其出生不久由神父或由信奉天主教的父母为其取名而已,人们对上述名称的内容或含义知之甚少。教民平时所朗诵的经文是50年前由当时康定教会翻译并印刷成册的藏文祈祷经,尽管多数教民目不识丁,但在平时诵经过程中可背出大段经文,领悟其中的内涵。

   教堂内的正面墙上高高悬挂着“主”的巨像,显得十分庄严醒目,其下有十字架及圣水、圣松以及点燃成对的蜡烛等供品,从其形式到内容类似于藏传佛教的佛殿或经堂。圣所的天花板上绘画着栩栩如生的信鸽,祭坛上陈列着两个对应的信鸽及点燃的蜡烛。圣所两边立着耶稣及父子的泥塑像。堂内两边墙上都挂满耶稣在人世受难的全部图像,中间的几根木柱上也挂满圣母子及耶稣的画像。在神父的主持下,教民们坐在长木椅上,翻开藏译祈祷经,诵经的声音类同于当地锅庄舞的曲调,很有特色。每天做两次弥撒,即早晚各一次。到了礼拜天,所有教民都集中在教堂,分早中晚做三次弥撒,每次大致需要一个小时。据说在40年代前,教堂严格按照天主教的教规举行洗礼、圣餐、婚礼等一切活动,但现今则未恢复婚配礼等圣礼。

   神父及修女平时除主持宗教活动、看管好建筑物及教堂周围的园林外,还以更多的时间及精力配合乡政府学习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向教民宣传遵纪守法、爱国爱民的道理,就如何使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做了经常性的工作。他(她)们经常深入民间,了解其教民及村里佛教徒群众的疾苦。教堂经常出资为天主教信徒死者举行让其家人满意的葬礼,或捐助佛教徒死者的家庭。

   如今上盐井村里多有一家人中或信天主或奉佛法的现象,在屋内的同一经堂中挂着毛主席、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的画像,各自按自己的信仰进行祈祷,彼此从来没有因信仰不一而发生争执。也有人考虑到一家人生产、生活及参加宗教活动在时间上的统一性,全家人尊奉一教。此外,在像圣诞节这样重大的节日里(当地教徒仍像其他藏民一样把藏历新年视作新年的开始,但圣诞节仍是一大节日),既无圣诞树,也无圣诞老人,但教堂邀请云南茨中教堂的教友、刚达寺的寺主、乡政府的领导,以及村里的信佛群众前来欢聚。先是由神父向其教民主持弥撒,讲经布道,总结一年的工作;其次为教民领受圣餐,所有教民和被邀请者都在教堂的大院子里用餐;最后在乡政府领导及教堂神父、修女的精心组织下,跳起典雅的锅庄舞、豪放的弦子舞,人们在欢快的气氛中通霄达旦地跳舞。而藏传佛教刚达寺在每年的“跳神节”时,也邀请神父及其教民,来观赏藏传佛教的“跳神舞”。

  注释:
   ①《西藏研究》(汉文版)1989年第3期,第64页。
   ②《西藏研究》(汉文版)1990年第2期,第100页。
   ③④⑤⑥〔清〕刘赞廷:《盐井县志》,1962年4月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第37、40、39、1页。
   ⑦《西藏研究》(汉文版)1991年第1期,第87页。
   ⑧见注②,第94页。
   ⑨⑩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86、288页。
   (作者简介)保罗,现任职于西藏社会科学院;泽勇,女,西藏大学政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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